子美是杜恕、杜預的后裔，自謂世代奉儒，《進雕賦表》云:

自先君恕、預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墜素業(yè)矣。

其詩篇中屢屢稱“儒”，不下三四十處，蓋與其家學有關。

但杜詩中所謂“儒”，不盡指孔孟之道；如《送韋十六》“傷哉文儒士”，《送蔡希魯》“壯士恥為儒”，《江漢》乾坤一腐儒”，《贈韋左丞丈》“儒冠多誤身”等，是泛指書生文士；如《贈特進汝陽王》“學業(yè)醇儒富”，《八哀詩》稱蘇源明“學蔚醇儒姿”，《寄劉峽州四十韻》“家聲同令聞，時論以儒稱”等，若今所謂專家、學者（《寄劉峽州四十韻》下文有云“學并盧王敏，書偕褚薛能”可見）；如《將還江陵》的“臥疾淹為客，蒙恩早廁儒”，《送楊六判官使西蕃》的“儒衣山鳥怪，漢節(jié)使臣看”等則泛指士大夫；其明指孔孟之道的，只有《醉時歌》的“儒術于我何有哉？孔丘盜蹠俱塵?！奔?span style='color: #001754;'>《題衡山縣文宣王廟呈陸宰》的“嗚呼已十年，儒服弊于地”等數(shù)處而已。（《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》云：“鸞鳳有鎩翮，先儒有抱麟?！贝瞬贿^用儒家故事，與《醉時歌》等又不同。）

老杜常把儒術與文章并提；如《又示宗武》“應須飽經(jīng)術，已似愛文章”，猶是二事對舉；至若《偶題》一首云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本是論詩之作，而下文接云“法自儒家有，心從弱歲?！?，則合二者為一（這“儒家”也許只是如今所說“讀書人”而已，但在宋儒卻必不肯如杜這么說），此蓋唐人見解；因為治經(jīng)是兩晉北朝以來北方士族的家學，而詞章則是唐代高宗、武后以來的科舉之業(yè)；利祿之途既開，兩者從唐代起就交相為用（文人必須讀經(jīng)書，經(jīng)生亦必須習辭章，才可以應科舉）。并且當時明經(jīng)、進士二科并重，經(jīng)生、文士遂合為一體。我們看《舊唐書》卷一百八十八《儒學傳》中所列諸人：陸德明、賈公彥等是經(jīng)生，而歐陽詢、李善卻是文士；善附《曹憲傳》，憲雖是音義家，而與善并稱《文選》專家。這足見唐人對儒學與文學的看法，并可為前舉杜詩合儒、文為一的解釋。（《儒林傳》中人為文學者，前史固多有，宋后分別乃嚴；以李善入儒林，宋人必不首肯。）

總之：唐人所謂“儒學”和杜詩所稱的“儒”，不盡是指孔、孟之道，不能與宋代理學家所云相提并論。雖然杜詩中有濃厚的仁民愛物思想，近于儒家；但不可援據(jù)上面所引這些文句字面來作證。杜詩云云，足見當時學風文風，當時的學風文風也足以說明杜詩；但是若援據(jù)上引各句以之說杜甫儒家思想，那就不合真際了。杜甫四十一歲作《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》結云:

有儒愁餓死，早晚報平津。

舊注說“鮮于京兆”是鮮于仲通；仲通是由楊國忠引拔作京兆尹的，這年楊國忠作右相兼文部尚書，知杜所仰望汲引的平津侯，就是楊國忠。這里所說“愁餓死”之“儒”，亦只是書生文士的代稱；如果說是自命學孔孟之道者，宋儒看見，豈不要“笑絕冠纓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