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聞理人之道,地著為本;
分民之要,平土為大。
故古者井田之制,必先立步畝,以正經(jīng)界。
夫受私田百畝,公田十畝,是謂什一之法。
夏氏五十而貢,商人七十而助,周百畝而徹,皆什一也。
故《春秋傳》曰:「什一者,天下之中正者也」。
其山林、藪澤、原陵、淳鹵之地,準肥磽以為差,隨厚薄而收入。
是以《春秋》譏
宣公初稅畝,謂履畝而稅,擇其善者取之,故君子惡公,以為于民已悉矣。
自廬井之壞,而王制大亂,民生失平,稅賦之法不齊矣。
漢初,接秦之暴,務安殘氓,約用省禁,益薄田租,至文、景之際,乃或三十而收一,時更盡除勿收,可謂寬約矣。
于時網(wǎng)疏而民富,百姓安樂,知重禮義,天下之刑獄幾措焉。
夫厚斂則民困,困則奸盜起而刑辟重;
輕賦則民足,足則禮義興而刑罰簡。
刑辟重,則民愁怨而思亂;
禮義興,則民安樂而思治。
思亂者,視其君如仇讎,雖箕、微之仁,不能使之安而久;
思治者,愛其君如父母,雖蚩尤之孽,不能使之動而危。
蓋厚斂起乎荒汰,薄賦由乎節(jié)用。
秦自暴政之并天下,侈心無極,恢大封域,北拓胡地,南開越境。
于是發(fā)閭左之戍,掃天下之命,飛芻挽粟,萬里轉饋,暴骸露骨,積于邊荒。
內(nèi)興功事,窮極力役,創(chuàng)阿房之宮,備六國之制,胡亥發(fā)徒百萬,以營驪山,及山東兵興,聚師待餉。
此所以收大半之賦而不足也。
漢初定天下,生人困瘁,量
吏祿,度
官用,以賦于民。
孝文躬修儉節(jié),仁愛清靜,宮室苑囿、車馬服御無所增飾,有不便,輒弛以利民;
身衣弋綈,后宮親幸衣不曳地,帷帳無文繡;
惜百金之費,罷露臺而不為;
匈奴背約犯塞,令守邊備,不發(fā)兵深入,無動勞百姓;
治陵因山,不增高,器用瓦物,不藏金銀。
又親行耕籍之禮,以勸農(nóng)事,務廣儲蓄,以備災沴。
此所以三十而稅一,或盡除勿收,而國用足也。
自漢叔世,吳、魏三分,司馬氏之南渡,中原剖裂,外備疆事百役之費,內(nèi)則間以昏僻驕淫之主急征橫斂,科調(diào)雜出。
是故漢有虐政而作田畝之賦,齊有淫政而重床調(diào)之租,隋有亂政則有先期逆征之暴,唐有弊政則有青苗地頭之稅。
舊弊不革,新名日生,侵刻疲人,自取孤弱。
是何異割肌膚而滋口腹,事枝葉而剔根心?
反裘負薪,徒有惜毛之意;
斃人以梃,不知罪歲之非。
剝斂之名,可謂窮矣。
國家接衰唐之頹綱,經(jīng)五代之亂軌,平四方之僭閏,立一王之法式,其橫出之算,無名之征,革其弊者多焉。
比在先朝,定民田之租,考地之肥瘠,制賦之重輕,裁使平均,本于寬約,利人奉國,誠為中典。
夫古之田制,有賦有稅,稅以待郊社百神宗廟之祀,天子奉養(yǎng)百官祿食之給;
賦以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,充實府庫賜予之用。
今夫車馬甲兵之資,士徒之眾,皆縣官素具,不復籍于民。
大率中田畝收一石,輸官一斗,畿甸之外,歲供兩稅,無他課調(diào)。
則是今制賦之法,抑已簡而有經(jīng)矣。
至如山原之地,或入稻粳之物;
陂澤之鄉(xiāng),或有縑綈之稅。
舍其所有,責其所無,農(nóng)人供之,其費自倍。
有者半價而賣,亡者倍稱而取,使乘利估販者得操其奇贏,此商人所以兼并農(nóng)人,農(nóng)人所以重困也。
誠依古制,均定壤賦,隨地所產(chǎn),因民所工,省其雜名,專為谷帛,除折準之令,去錢刀之目。
如此,則國之經(jīng)入如故,民之輸出有常,利歸于誠農(nóng),權奪于富人,上之德澤加于百姓,民之頌聲興于天下,可以制梃而鞭撻歷世之暴君污吏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