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明熊襄憫公督遼三稔，越甲不鳴。邵陽魏氏圣武記紀之頗詳。獨于其按遼時事略不之及，或有難言者。向從伯希祭酒處得見按遼奏議六大冊。字大紙厚，南雍版式，其中言請復龍虎將軍、請還六甸地、請增歲犒、又請十萬之餉，練五萬之兵、只可言防，不可言戰(zhàn)，皆人臣所不敢言者。當時神宗答詔卻令戶部兵部看詳（明制，票看詳回話者，與該部知道不同。）。廟堂之上，同具遠識，曷可及也。巡按一年而代，公獨按遼三年，又力言鎮(zhèn)珰虐民，為叢驅雀，公之發(fā)舒，無逾按遼時矣（陽湖趙氏深詆萬歷朝政，當分別觀之，如此類是也。）。楊鎬軍覆，公以聽勘御史在籍，超授遼督，部中初議加寺丞銜，帝少之，乃加侍郎，是以七品階直陟三品也。遼事少緩，科臣姚某等起與為難，公遂乞歸。遼沈繼失，再起用公，盡謫言者，禮待愈隆，忌者愈眾。出國門時，面忤樞臣，光熹非神宗比，從此孤立無能為矣。明史本傳敘次功罪既不分明，末復羼言許賄未行，因是得禍。曰許賄，曰未行，外人那得知之，史當據(jù)事直書，最忌憑臆測隱。為是言者是刁珰義兒之余沫，而乃采及之也。蓋公性氣剛果，徑情直遂，視南學牽于湯賓尹，頗不理于人口。又以生為楚人，遠受太岳之余毒，近接大洪之巨怨，一死一走之勘即由此起（見黟俞氏癸巳類稿。）。或謂公不出關可不及罰，此不然，考公之死，由坐賕，不由失律。當時之讞斥入關，不及出關，出關尚微有功，廣寧猝陷，勝兵何以不進，以公在軍中，故護民徐行，悉燒糈草廬舍，大軍失食宿之所，故不進耳。見于天命朝實錄，明人固不知，亦不欲知也。嗟夫，生死成敗不足為公辯，并不足為公惜。惟其先事遠識，危言大計，歷觀史冊，謀國而如是者，幾于支一無兩，豈不偉哉。后此袁崇煥五年平遼之對，何其率爾，而林侯官粵東之役亦少遜一籌矣。乾隆中特詔褒美，甄敘后裔，邦人士乃輯刊全集，間及按遼時疏牘，殊遺其重者（在荊聞金子東言曾見是書。），猶憶丁酉戊戌間與伯希返復計論，贊嘆莫置，蒙舉以見贈，遜謝未受，幸免劫灰。近唯郁華閣中書亦多零落，祝其尚在人間。好古君子求而得之，乃防邊一大故實也。